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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何时取缔大数据如何“精准刺杀”?十
发布时间:2020-11-22 16:12 来源:未知

  战场也是新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战术和新式武器的试验场,近年来绵延不断的中东战事、反恐战争等,早已引发人们对现代战争及未来战争的探讨。

  随着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新型战争的疑问和担忧越来越多。新近发生的一些战事,以及走到十字路口的国际军控,将怎样塑造未来新型战争形态,又将给人们带来哪些启示?

  本文综编自《环球》杂志2020年第22期,原文首发于2020年10月27日,标题为《十问新型战争》。

  在2000年之后爆发的历次局部战争以及武装冲突中,各类无人武器装备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新世纪战场的一个典型特征。而且,随着无人机、无人车以及无人舰艇(包括无人潜航器)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扩散,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无人武器装备的技术门槛。

  虽然目前现役以及在研的各型无人武器装备在性能、指挥控制方式以及作战使用上,还远远达不到好莱坞科幻大片《终结者》《星球大战》《钢铁侠》以及《绝密飞行》那样的水平,但至少已经在一定的基础层面上让人们看到了未来“无人战争”的可能场景。

  不过,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抢占无人战争的技术制高点,那么至少要跨过三个重要的技术门槛。

  在当今各军事强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体系中,各类无人武器装备事实上还是处于辅助作战以及支援保障的从属地位,主力装备依然是各型有人驾驶作战平台。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目前各类无人武器装备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人员的操控,而无法执行相对更加独立自主的作战行动。

  与之相比,我们在好莱坞科幻大片中所看到的各类无人武器装备,除了总体布局设计更加前卫之外,最大的优势在于具备高度人工智能化的自主式指挥控制系统。

  比如,在科幻电影《绝密飞行》中,绰号“艾迪”的美国海军未来隐身无人战斗机只需监控人员确定目标并下达攻击指令,余下的飞行路线规划、机载武器选择、攻击战术的确定等,都由其自身的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完成。而且,其做出的各项选择以及决策都是经过在极短时间内数千万,甚至上亿次模拟计算得出的,从理论上讲远远优于任何最优秀的飞行员,发生差错的几率基本为零。而在另一部科幻电影《终结者》中,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天网”的管辖范围甚至已经扩大到了美军陆海空各个军兵种,接管了从洲际弹道导弹到无人战机、无人战车的几乎所有武器装备的控制权。这样,美军高层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将实施作战行动的大量繁琐而精密的工作都交给“天网”系统,如有敌方入侵也能够自动进行反击。只是没想到“天网”系统一上线,就将毁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砍向了人类。

  所以,各类无人武器装备如果要在未来战场上成为绝对主力,必须首先跨过拥有高度自主化的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这第一道门槛。2016年,美国谷歌公司研发的“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以大比分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至少让人隐约看到了将其应用于无人武器装备指挥控制系统的希望。

  如果AlphaGo这类“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系统继续高速进化,再加上最为前沿的量子计算机技术,那么无人武器装备将拥有一个比人脑“聪明”几万倍的“超级大脑”。到时候,如何对这类高度人工智能化的无人武器装备加以控制和引导,使其不会像“天网”那样产生毁灭人类的念头,恐怕就是人类要面对的新课题了。

  实现“无人战争”的第二个门槛,是要拥有高速、抗干扰的先进保密数据链系统,从而保证在整个无人装备作战体系中,指挥控制中心时刻与各类无人武器装备保持通畅的数据信息传输。

  近年来,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一直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热门”之一。而5G最能够“大显身手”的领域,也包括军用数据通信。随着5G的不断成熟以及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军用数据链传输速度将从目前的10M/s提升至100M/s的级别,未来将有望大幅跨越到1G/s以上。

  这样,制约各类无人武器装备数据信息传输慢、带宽窄的“顽疾”将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是对于执行侦察任务的无人机来说,通过超高速军用数据链可以向指挥控制中心传输超高清级别的视频以及超高像素图像,从而实现科幻电影《绝密飞行》中在数万米高空上对地面人员实现“人脸识别”的情节。

  此外,用于无人武器装备的高速数据链系统还要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保密能力。目前,针对无人武器装备研发的各类软杀伤型反制系统,基本上都是利用电子干扰来切断无人平台与指挥控制中心的数据链通信,使其失控坠毁或者失效停止活动。

  而且,如果己方数据链系统的保密性不强,对方还会进一步利用其中的漏洞,侵入无人武器装备的控制系统,夺取控制权,为其所用。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己方作战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比如,2011年,伊朗就利用电子干扰手段,成功俘获1架美军最为神秘的RQ-170隐身无人侦察机,证明了这一战术的有效性。

  第三个门槛看似比较容易跨越,实际上并不比前两个容易,这就对无人武器装备的平台设计提出了更高的可靠性要求。无论无人机、无人车以及无人舰艇,包括从有人驾驶平台改装而来的以及专门全新研发设计的,其根本上来说都是应用有人作战平台的技术。比如,无人战斗机可以不必考虑飞行员的因素,省去驾驶舱以及配套的维持生命系统,但是其气动布局设计、动力系统、机载武器等也要按照常规飞行器的模式来进行研发。

  从目前各国军队现役的各类无人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情况来看,可靠性已经成为一大亟待解决的难题。美国空军MQ-1“捕食者”以及MQ-9“死神”系列察打一体无人机从性能上看,已经属于当今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是其因为各种机械故障坠毁的事故率是有人驾驶战机的30倍以上。而从其他国家近年来在各个军事行动中所使用的无人机情况来看,事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

  此外,俄罗斯陆军在叙利亚战场上投入实战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也暴露出机械故障率高、可靠性不佳的弱点。所以,如何在保证性能前提下,通过提高可靠性来降低无人武器装备的事故率,将是各国能否抢占无人战争的技术制高点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无人武器装备相对于有人作战平台的一大优势就是性价比高,可以通过更好的损失交换比,承受相当程度的战损率。比如,在目前战火犹酣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卡战场上,阿军就大量投入了从以色列、土耳其采购的各类无人机以及改装型无人机,包括诱饵型、侦察型、察打一体型以及自杀型。虽然亚美尼亚军队声称击落多达上百架阿塞拜疆无人机,自身也损失了大量人员、坦克战车以及防空导弹系统。至少从损失交换比来说,使用无人机的一方显然更占优势。

  2019年9月21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前右一)参观被伊朗军方截获的美国“全球鹰”无人机

  如果无人武器装备的价格以及维护保障费用更加高昂,则成本优势就要大打折扣。比如,美国空军原本计划以新一代RQ-4“全球鹰”高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全部代替服役多年的U-2/TR-1高空侦察机。结果,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单架成本高达1.2亿美元,维护保障费用也不菲

  。迫于无奈,美国空军只能继续保留U-2/TR-1高空侦察机,而不得不将RQ-4“全球鹰”无人机现役数量砍掉2/3。

  如果说纳卡冲突中哪类武器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无人机肯定是其中之一。在冲突中,阿塞拜疆使用的无人机如入无人之境,对亚美尼亚的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空地对抗一直是现代战争的永恒话题。而无人机的出现,使战争胜利的天平有了倾斜的可能。有分析认为,在高技术对抗背景下,随着军用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完善,未来将重塑现代战争模式。

  坦克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地面目标,有的坦克可以对付超低空飞行的慢速目标,主要是直升机。比如,俄式坦克通常可以发射激光驾束制导的炮射导弹,这类导弹具备一定的反武装直升机能力。而美国的M1系列坦克则主要使用多用途破甲弹(MPAT),兼职打击超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它使用了特制的近炸/触发引信,一旦被这种炮弹命中,直升机难逃厄运。此外,各国主战坦克都装备有高射机枪,具备有限的防空能力。

  不过客观而言,这类兼职防空武器即便用于反直升机也只是临时客串,很难用于打无人机。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大多在3000米以上巡航飞行,坦克的观瞄装置性能、主炮俯仰角、导弹射程都很难满足打击这类无人机的需求。

  虽然坦克打无人机的能力欠缺,但通过先进技术加持,可以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例如俄罗斯的新型坦克T-14已经开始使用主动防御系统。主动防御系统主要是通过坦克自带的探测装置,如毫米波雷达探测来袭反坦克导弹,然后通过独立的发射装置发射小型弹药,摧毁靠近坦克的反坦克导弹。这种主动防御系统能够全向360度覆盖,对无人机发射的反坦克弹药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另一种对抗方式是直接干扰压制无人机的观瞄装置。无人机大多使用光电传感器探测地面目标,使用激光测距,无人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也大多是半主动激光制导导弹,需要进行激光照射。有的坦克装有激光压制系统,也就是使用中低功率的激光器,照射对方传感器,对其进行干扰,或者对其致盲。尽管这种压制系统主要针对地面目标,但是对其设计进行修改后,干扰无人机的光电传感器在技术上也行得通。

  但是,坦克不宜加装更多的用于打击无人机的武器,毕竟防空和打击地面目标是完全不同的需求,很难将这两种功能完美集中到坦克这一种装备上。

  如果说,坦克作为陆战武器被无人机“吊打”尚属于实力不济的话,在这次纳卡冲突中,很多专职的防空系统被无人机摧毁就有些令人大跌眼镜了。

  按照阿方的说法,其无人机击毁了至少12辆俄制萨姆-8短程防空系统发射车,2套较为先进的S-300导弹系统。表面看来,阿塞拜疆使用的土耳其产TB-2察打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哈洛普”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主要是在低强度战场,用于打击游击队、非政府武装等目标,而亚美尼亚部队却是一支拥有S-300防空系统的正规军。

  事实上,亚美尼亚虽然组建有成建制的空军,但地面防空力量算不上强大。其空军主要装备萨姆-2、萨姆-3、萨姆-8、萨姆-10(S-300P系列)、萨姆-16(便携式防空导弹)、“道尔-M2”等防空系统,但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S-300和“道尔-M2”。其他各型号的防空导弹都已老旧不堪,难当大任。例如萨姆-16是红外制导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而使用涡桨发动机的无人机红外特征不明显,这种导弹不容易锁定目标。

  而性能相对先进的S-300,其最大射程根据不同型号可以达到90~200公里,但对低空、超低空目标只有大约三四十公里的射程,对低空超低空无法形成有效覆盖,因此,在打击无人机方面力有不逮。

  值得一提的是,阿塞拜疆声称其无人机摧毁了两套S-300系统,但是从其公布的视频看,主要打击了两个S-300的发射装置和目标指示雷达,而当时S-300发射装置未处于起竖状态,说明整个系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

  除防空导弹力量不足外,亚美尼亚防空系统还存在一个“短板”:其并未装备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导致空中的拦截能力下降。这样,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就能“钻空子”。

  空袭与防空的对抗,本质上是信息技术的对抗。只要无人机夺取信息技术优势,就能肢解高密度部署的防空系统。

  目前,无人机开始向大型化发展,这为其安装大功率、性能强的电子战设备奠定了基础。假设在无人机的基础上,为其增加电子战吊舱,配备多架飞机掩护,再辅之以小型网络化、分布式电子战无人机以及反辐射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立体进攻模式将对先进的防空网络构成很大威胁。

  在纳卡冲突中,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与TB-2无人机配合使用,已经具有了无人机体系作战、网络化作战的雏形。

  另外,无人机技术也在与时俱进。传统的无人机由于外形尺寸、飞行速度以及飞行高度等因素,如果没有其他辅助力量,无人机在战场的生存能力比较弱。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发展新一代具备隐身能力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其作战能力以及战场生存能力都将获得极大提高。

  俄罗斯最新服役的S-70无人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无人机的设计初衷便是在高强度冲突条件下突破强大防空系统,并打击敌方战略目标。S-70重达20吨,采用飞翼式布局,机上大量使用复合材料以减轻结构重量并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

  据了解,其雷达反射截面积小于苏-57。此外,S-70的有效载荷为6吨,其不仅可携带多枚远程空空导弹,还能挂载用于攻击地面集群目标的重型炸弹和巡航导弹。除俄罗斯外,研制这种级别无人机的国家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

  俄罗斯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于10月6日在白海海域试射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石”导弹),该导弹在飞行450公里后成功击中位于巴伦支海的目标。

  这枚“锆石”导弹共飞行了4.5分钟,其平均飞行时速达5700公里,峰值时速达95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28千米。俄新社援引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话说,待测试结束后,“锆石”导弹有望在2020年至2021年间装备俄海军。

  你追我赶,以美俄为首的军事大国近年来纷纷将高超音速武器纳入其国防预算和武器研发的重点项目。换句话说,高超音速武器正在成为大国军备竞赛的“新宠”。作为尖端武器的代表,高超音速武器的攻防逻辑如何?亮点如何?由此反映的现代战争以及未来战争的特点或将如何?

  高超音速武器,是以超过5马赫(约合600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能够在“1小时内”打击全球的武器。从技术的角度,主要分为助推–滑翔飞行器和巡航导弹。鉴于现代战争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高超音速武器因其优越的作战性能,正成为近年来美俄大国军备竞赛的“重头戏”。

  一是飞行高度高、飞行速度快、打击距离远。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飞行速度为5~16马赫,飞行高度在30~100千米之间,射程可达15000公里,如俄罗斯“先锋”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的最大飞行速度高达27马赫(约33000公里/小时),可对距离6000公里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这一特征将极大缩短目标国家的预警和反应时间。

  二是采用非惯性弹道飞行,具有一定的滑翔或巡航能力,弹道极难探测。高超音速武器大部分飞行轨迹位于大气层内且可实现机动变轨,再加上弹头装有干扰和反制措施,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及反导系统。例如俄罗斯就决定在SS-19和SS-18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先锋”助推–滑翔飞行器,用来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三是可搭载常规弹头或核弹头,兼具战略打击和战略威慑的双重效应。俄罗斯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均可搭载核弹头,因而实质性增强了俄“新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整体威慑力。美国也正在考虑在高超音速武器上部署核弹头,以强化其核武库的实战效能。

  四是可分布于潜艇、战斗机、水面舰艇等作战平台。高超音速武器可依托空基、地基、舰载发射,发射平台多样,发射方式灵活,发射时间简短,极易达成“先发制人”的突袭效果,可用于打击对方国家的高价值和时敏目标。俄罗斯已领先美国一步,基本形成陆、海、空基多样化发射与远、中、近程多型号搭配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

  鉴于高超音速武器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高、难以预警和跟踪的特点,对防御方来说,提高预警防御能力、航迹预测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电子对抗与火力拦截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2019年8月,美国导弹防御局发布《导弹防御局局长愿景和意图》文件,明确将“发展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预警、探测和跟踪能力”,以及“发展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型威胁的拦截能力”,列为导弹防御局的优先级任务。

  当前,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已率先实现作战部署,形成了可“非对称制衡”美国的战略手段。为了不在高超音速武器军备竞赛中处于下风,美俄两国均在竭力研发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和拦截手段,主要举措有三。

  一是部署天基侦察系统,提高预警探测能力。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顿表示,天基传感器和天基将成为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美军已有“国防支援计划”“天基红外系统”和“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用于监视、探测、跟踪飞行中的弹道导弹。

  美空军正在更新下一代导弹预警卫星,以实现对大部分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实时预警。此外,美军还在大力构建低轨道天基传感器层,旨在为拦截高超音速武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性监视、跟踪、瞄准和火控能力。

  二是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手段,增强中末端拦截能力。美国导弹防御局计划于2018至2023财年对高超音速武器防御项目投入7.36亿美元。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已公开发布“滑翔破坏者”项目,旨在研发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其他定向能武器系统,用于拦截和破坏高超音速武器。美国洛–马公司还提议改进“萨德”系统,利用两级火箭推进“萨德”增程型,实现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

  三是预先部署拦截阶段,谋求“发射前摧毁”能力。除了增强应对高超音速武器的中末端拦截能力,美俄双方试图将拦截进程提前预置到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助推段。

  例如,美国正在寻求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搭载激光器,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空基助推段拦截。俄罗斯军事专家德米特里·科尔涅夫表示,俄正在为米格-31和未来的米格-41战机设计研发一种多功能远程拦截导弹系统,试图在对方发射高超音速武器之前将其摧毁,旨在对高超音速武器实现“发射前摧毁”的拦截能力。

  从战略层面看,美俄将高超音速武器视为其战略遏制和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柱。核常两用的高超音速武器被俄罗斯认为是其“战略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披露了被认为能够“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的一系列高超音速武器,如“先锋”高超音速洲际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等,普京称其为“能够改变战争结局的”战略能力。

  美国同样将高超音速武器视为其重要的非核战略威慑手段,旨在强化美国常规威慑的有效性和灵活性。美军在其“全球快速打击”构想框架内,倾全力研制多款非核高超音速武器系统,主要包括第二代“猎鹰”高超音速技术飞行器-2(HTV-2)、先进高超音速武器(AHW)、潜射型中程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导弹(IRCPS)、“驭波者”高超音速飞行器(X-51A)、X-43高超音速无人技术验证机、空射型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HCSW)、空射快速响应武器(ARRW)。与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相比,这些项目尚未进入实战部署阶段。

  美俄陷入高超音速武器攻防军备竞赛的现实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大国战略稳定框架遭受重创。俄罗斯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的主要动力在于破解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自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后,美国通过“阶段性适应方案”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

  欧洲地区部署方案自2009年实施以来,已完成第一阶段部署,正在进行第二阶段部署。美国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侦察和拦截系统,不断触及和挑战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俄近年来加快“新三位一体”核力量建设,目的就在于恢复因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遭到削弱的美俄战略平衡。

  当前,美俄相继退出《中导条约》,即将于2021年2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START)续约仍存变数。冷战时期以限制部署进攻和防御武器为基础的美苏战略稳定框架,因美俄在导弹攻防领域的竞争和博弈,一再遭受冲击和削弱。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有关生物安全的问题引发全球特殊关注。与此同时,地区局部冲突依旧上演。在此背景下,有关“生物武器”的报道和评论,加剧了人们既有的疑惑和担忧。

  “美国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10月9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一般性辩论中说。

  2008年12月10日,在以色列城市海尔兹利亚,一名参加演习的以军军官(左)在现场指挥

  迷雾重重。人们不禁要问,当前生物武器的威胁究竟有多大?生物武器的取缔之路还有多远?

  传统意义上的生物武器由武器化的生物制剂和运载系统构成,主要是利用细菌、病毒等烈性病原微生物作为生物制剂,采用空投或传统武器载具作为释放工具,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和黏膜侵入人、动植物体内造成伤亡。美国将生物武器认定为唯一一类在其制造的伤亡规模上可以与核武器相提并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使用生物武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罪行罄竹难书。冷战期间,英国、美国、苏联都是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国家。但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各生物武器拥有国先后宣布放弃生物武器。于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与联合国秘书长指称使用生化武器调查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生物军控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公开宣称拥有生物武器。但有文献和报道称,美国政府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依然保留了少量武器级炭疽菌、贝类动物毒素,以及布鲁氏菌、委内瑞拉脑膜炎培养菌等。特别是近年来,受新一轮科技变革、国际关系和安全秩序调整等多因素影响,国际生物军控面临重大变局,生物武器问题进一步发酵,对全球战略稳定和人类命运造成不可忽视的重大威胁。

  从科技驱动看,新型生物武器正浮出水面。当前,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神经技术-工程技术交叉融合为代表的新生物科技变革正系统性展开。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3D打印技术、机器人技术,加上施放装置与运载工具的改进,传统生物战剂的军事效能大幅增加,理论上其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将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生命过程所具有的攻防兼备、物质能量智能复合体、大时空维度性、多元性与社会性等独特属性,赋予生物科技与国防科技创新、国防、国家安全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新概念生物武器或武器原型层出不穷。

  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生物科技创新,例如调控生理系统与神经系统的生物自主性控制和意识干预技术、决定遗传性状与物种命运的基因驱动相关技术、赋能人员身份安全的生物信息和生物大数据技术、改造武器装备-战场环境的微生物组和工程生物学技术、赋能战场环境监测的仿生技术等,超越传统生物武器概念,使得未来军事冲突手段可能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时空范围,操作形式灵活多变,形成跨尺度跨疆域多元化威胁。

  从战争形态演化角度看,新一代生物武器或将颠覆人类的战争观念、开辟更具隐蔽性的未来战场“盗梦空间”,其致命的诱惑更大。新质生物武器或将以其攻击对象的生物圈、生态圈的广泛弥散,冲击攻击对象和设施范围相对固定的战场空间观;以其攻击速度相对缓慢、攻击效果“涌现”的节奏,冲击既有战场打击高度凝结的时间观和短时快速制敌理念;以其释放的悄然无息、武器借助生物与人类社会的生物演化、人与末端攻击武器的时空分离等特性、发起方的主动隐匿或倾向,冲击既有的武器可追踪、可溯源、可归因的武器观和战争对手观、主体观。

  战争对手以新质生物武器的反制技术措施提前储备和“己方”的基本保全为基本原点,以国家战略能力净评估、战争方案的精细化设计和总体效果的模拟预测、武器战略战术效果提前桌面演练为立足点,以“彼方”的国家战略能力被削弱和战略意志妥协、“己方”战略目标的间接实现为基本终止点,达到“隐性战争”的基本可控和间接制胜,冲击既有的崇拜物质摧毁的战争制胜观。

  可以预见,这种基于现代生物科技新发展的新暴力,具有战争暴力的本质特征,又对既有战争观、战略安全观进行形态和内涵塑造。而且,不排除生物战威胁、国家级生物恐怖合二为一,演化为战略威慑、战略讹诈、超限战的灵巧新工具。

  从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国际关系演变趋势看,生物武器或将成为国际秩序调整期所谓大国竞争的重要筹码。当前国际安全秩序持续动荡、暗流涌动,而作为世界生物科技强国、曾经的生物武器拥有大国,美国对生物武器军控进程态度有较明显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积极”参与主导生物军控,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美国历任政府基本维持战略性防御姿态。但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战略意图开始精细调整。

  在美国官方主办的2019“生物防御峰会”上,美国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开尔文·德罗格梅尔公开表态,“美国不是基于防御赢得竞争,而是必须要有很强的进攻能力”,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度跃然纸上。

  从战略传播与话语权方面看,美国国防部开展《生物武器研究》(2019)等战略研究,美国情报界持续渲染前沿生物科技的潜在军事威胁,两次将“基因编辑”列入了“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威胁清单。这种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狭隘的军事安全观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全球战略稳定。

  进一步讲,从国际安全制度现有供给看,作为国际社会管制生化武器的主要机制,《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开发、生产、获取、保留或储存生物武器。但条约也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公约理论逻辑框架因存在潜在冲突而陷入集体安全困境,对生物武器定义存在模糊界限,从而为具有军事含义的生物技术竞争提供土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长期性难产等等,使得各类新概念生物武器的可能研发活动缺乏相对有效的实质管控机制。

  总体上,正在上演的第六次技术创新浪潮,放大了未来新质生物武器研发成功的可能性,而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演变,则加速了生物战的现实冲突可能性。因此,生物武器未来有很大的理论“生存空间”,生物武器威胁将可能长期存在,持续引发国际安全新“事态”“势态”“世态”与“时态”。

  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角度讲,未来的生物武器以及与此相伴的战略生物安全问题,是一个必须跨越的生物“核陷阱”、必须解除的新达摩克利斯之剑,国际社会正迈入关系人类命运走向的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美国政府早在2018年2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将低当量核武器视为拓宽美国核选项,并认为低当量核武器对于针对地区入侵保持可靠威慑至关重要。”2020年2月,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已在潜射弹道导弹上配备W76-2低当量核弹头。这表明低当量核武器已经进入实战部署。

  有分析认为,在当前全球核军控处于全面退坡的形势下,低当量核武器或成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焦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目前国际上对低当量核武器发展和使用没有相应的限制法则,降低了低当量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一旦这种武器投入实战,将存在引发核战争的风险。

  6月24日,“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参加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20年6月发布的年度报告,全球核弹头总量由2019年的13865枚下降至2020年的13400枚。其中,美国核弹头库存总量为5800枚,俄罗斯核弹头库存总量为6270枚,美俄核弹头库存之和约占全球核弹头库存总量的90%。全球核弹头库存总量虽略有下降,但“质量”不断提升。美国和俄罗斯都在不遗余力推动核武器现代化,将核弹头性能和质量提升作为维持战略核威慑的优先事项。

  作为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近年通过战略对话来化解核竞争与核风险的对话急剧减少。美国继作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核协议”以及《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等一系列“退群”动作后,特朗普又公开质疑奥巴马时期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认为核裁军已不适应于当前及未来形势,美国需要研发新的核武器。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2月到期,目前美俄就该条约的延期尚未达成一致。该条约一旦失效,全球核军控体系即不复存在,全球核军备竞赛或进一步加剧。

  目前,欧洲已经考虑扩建导弹防御系统或部署新的中程导弹;中东地区部分国家也可能成为“拥核国家”,试图以此作为应对来自外部安全威胁的手段。

  自特朗普政府2018年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发展低当量核武器需求”后,美国政府相关研制生产计划一直在进行。美国核武库中“低当量”的重头戏是W76-2核弹头,W76-2核弹头爆炸威力为5000~7000吨TNT当量,大致是美国投掷日本广岛“小男孩”爆炸威力(1.5万吨TNT当量)的三分之一。目前,美国国防部已批准为“三叉戟-2”战略核导弹配备W76-2核弹头,可装备在攻击核潜艇上。

  另外,B61-12核弹头是美国研制的最新型核弹头,爆炸威力为5万吨TNT当量,是美国首个导引核弹,命中精度显著提高。该弹头由战斗机和轰炸机投掷,具备“高精度+低当量”优势,可钻地100米深进行军事打击。

  面对美国在提升核威慑方面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加紧部署研制新型“杀手锏”核武器。俄罗斯于近日宣布“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并将“波塞冬”核动力水下无人潜航器,作为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强势回应。北约东扩和美导弹防御系统的不断升级,将引发俄罗斯对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核威慑的不断应激强化。

  相对于大当量的战略核武器,低当量核武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机动性好、命中精度高等特点,主要用于打击对军事行动有直接影响的重要目标,迅速摧毁敌方的军事能力。低当量核武器可部署在陆、海、空基导弹上,以确保迅速做出反应,突破对手防御。

  有专家担忧,尽管低当量核武器的威力较小,但在冲突条件下对方或因无法辨别来袭导弹的核弹头类型而作出误判,极易招致拥核国家的核反击,进而引发核战争。因此,部署低当量核武器并不利于战略稳定。

  与此同时,低当量核武器不严格的使用规则,实际上将增加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而研发低当量核武器往往需要数次核试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藩篱”被冲破的风险与日俱增。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中、短程导弹较洲际导弹研制技术难度小这一特点,低当量核武器对小国而言更易于生产制造,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一些无核国家在研发核武器方面铤而走险。

  目前,核武器主要起战略威慑作用,国际社会对于不轻易使用核武器有一个基本共识。而一旦杀伤力相对较弱的低当量核武器投入实战,势必要重新定义核武器的使用法则,这会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挑战。

  当地时间2020年1月3日凌晨,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的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刺杀身亡,震惊了世界。当人们还在感叹于美军MQ-9B无人机是刺杀利器的时候,专家们却在认真研究起大数据在这次“斩首行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大数据并非是指数量巨大的数据,而是指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方法和软硬件平台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可视化的数据集合,需要新的处理模式才能从中获取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速和(或)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因此,大数据的特点是数据量大(TB发展至PB甚至ZB)、数据类型多样、数据产生和处理快速化、高价值和低密度。

  在现代战场上,指挥员面对的是海量的、瞬息万变的战场数据和信息,人脑已经无法快速容纳和高效处理,只有充分发挥人脑创造性、灵活性和主动性的优势,加上电脑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和不知疲倦的优势,实施人机协同和交互,才能挑选出有用的数据和信息,并迅速进行分析、处理、分发,确保精准分辨、精准定位、精准决策和精准打击。

  仍以美军刺杀苏莱曼尼的行动为例,难度最大的不是用无人机发射导弹攻击苏莱曼尼乘坐的汽车,而是如何全程掌握苏莱曼尼的行踪,以及如何准确分辨坐在汽车里的人就是苏莱曼尼本人。因为苏莱曼尼的行程从不事先通报,也不公开目的地,而且其乘坐的是普通航空公司的航班。

  在整个行程中,苏莱曼尼一行既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在机场检查护照,也没有使用智能手机,下机之后乘坐的也是普通汽车,而且乘车人数减到了最少。因此,美军通过对其谍报网(线人、信号情报、网络情报)获取的信息进行汇总,特别是遍布在大马士革、巴格达的美军线人一直不间断地跟踪和监视,并对苏莱曼尼的身份进行确认。然后美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甄别、筛选,最终得出结论:苏莱曼尼将于2020年1月3日1时左右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

  由于事发地点位于伊拉克,属美军势力范围,所以美军可以直接从科威特基地派出无人机进行事前侦察,配合卫星数据创建战场数学模型。与此同时,后方的电脑系统根据预定时间提供辅助决策方案,包括无人机型号、数量、出发时间、分工、携载弹药种类和数量、路径规划等。当无人机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后,实时监测战场环境变化(包括温度、风力、亮度等),并根据线人情报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手段确认苏莱曼尼本人,并锁定其乘坐的汽车。

  之后,后方的电脑系统实时解算无人机发射导弹的时间、角度、数量等数据,指挥官则将发射诸元以及发射指令通过数据链传送给无人机。最后,无人机发射导弹对苏莱曼尼实施精准刺杀。

  对于传统战争来说,大数据对目标的精确识别就是通过对侦察卫星、各类固定翼飞机和无人机、地基/海基雷达和网络等所收集的海量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和分析,获取战场目标的众多特征,进而对战场态势和真假目标进行精准研判。

  例如现代战场普遍采用各种伪装手段以及诱饵,通过模拟真实作战单元的外形、温度、电磁特性等特征,对抗敌方高分辨率成像侦察、红外侦察以及电磁侦察系统,诱骗敌方打击假目标。但是,现在的伪装手段还无法完全模拟目标的全部特征。因此,通过大数据就能够利用目标的历史数据结合实时获取的目标图像、电磁特征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比对,发现目标的众多特征变化,进而精确识别出真实目标。

  在打击方面,大数据能够简化打击链路,使导弹、制导炸弹无需锁定目标即可发射,通过对战场收集的实时数据和信息进行快速处理,修正打击目标信息并通过数据链实时传输给飞行中的导弹和制导炸弹,引导它们实施精准打击。

  依靠大数据作战,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拥有大数据优势的一方,在战场上将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取胜概率更大。然而,大数据只是战场助力,不是战场主导。如果没有情报收集技术、数据和信息处理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步,大数据也是无米之炊,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军事领域一直有“战争迷雾”之说,根本原因在于敌对双方都在拼命隐真示假,甚至有意制造假信息实施干扰。因此,战场情报收集的有效性是大数据应用的关键。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并不一定有用,甚至是毫无用处的冗余数据和信息,要成功运用大数据,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提供可分析的有用数据和信息。

  如果不能解决情报收集的有效性,例如不能排除敌方的各种干扰去收集情报,或者收集的都是敌方故意放出的假数据和信息,那么大数据就无从分析,或者分析出来的也是错的,精准分辨更无从谈起。

  大数据对于算法和程序有更高的要求。数据和信息并不会说话,要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提炼出有用的数据和信息,就必须有先进的算法和分析处理的程序。高效的算法能够大幅降低运算难度,加快分析处理速度;而过硬的分析处理程序则有助于以技术分析手段得出数据内隐含的结论。否则,即使有大数据也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出正确结论。

  现代战争要求“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闭环时间越短越好,尤其是对“时间敏感目标”(TCT)的准确辨认需要以秒来计,如果没有高效的算法和分析处理程序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算法的要求更加苛刻。

  美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学习算法就非常重视,例如在“阿尔法狗”超级计算机上应用的卷积神经网络算法使天文数字般的数据处理变成了现实,而新的“模糊决策树”算法则使得原先用超级计算机才能运算的数据变得只需一台商用笔记本就可以运算。可想而知,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将会让战场精准分辨和精准打击变得更加容易。

  现代战争的一大特点是联合作战、信息共享,也就是各军兵种要打破彼此之间的壁垒,数据和信息能够在各军种之间顺畅共享,这样才能实现体系作战。如果数据和信息只能在本军兵种内传输,那么指挥部就无法将各军兵种进行融合,大数据即使分析出正确的结论,也将因冗长的周转期而导致贻误战机。

  未来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汇,它往往寓意机遇、潜力、希望……除了考古学家,似乎科学家、政治家、科幻文学家、教育家等都喜欢谈论未来。如今,随着人工智能(AI)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人机协同、跨界融合、万物智能的“智慧时代”,军事领域则是社会的缩影与先导。

  作为现代战争中崛起的新贵,无人战车、智能炸弹、空间机器人等一系列智能化作战武器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下,迅速从实验室走向陆海空天广域战场。由此引发的好奇和担忧也接踵而至:人工智能会否迅速颠覆未来战争?会否完全取代人类作战?在AI面前,谁将真正掌控未来的战争?

  AI领域的突破让人惊叹。很多人或许会对2016年6月的一次模拟对抗记忆犹新——由美国研究人员开发的阿尔法系统在模拟空战中对抗两名退役的战斗机飞行员,AI系统大获全胜。

  在这次模拟空战中,由两架攻击喷气战斗机组成的蓝队具有更强的武器系统,但是阿尔法系统的红队通过躲避动作击败了敌机。比赛结束后,飞行员认为这款程序非常善于掌控态势,反应也灵敏得出奇,似乎能预测人类的意图,并在人类改变飞行动作或发射导弹时立即回应。军事专家表示,这个结果具有深远的意义,“就像一个象棋大师输给了电脑”。

  战斗机飞行员与阿尔法系统之间的“人机大战”,可以说代表了人工智能在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高性能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等领域的最新成就。但若从现有AI技术发展状况来看,有关人工智能会迅速颠覆未来战争的担忧似乎为时尚早。

  一是战场环境难适应问题。当前的人工智能之所以备受关注,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有着“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杰弗里·辛顿2006年提出的深度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方面的效率。然而,该方法在面对具有可微分、强监督学习、封闭静态系统等任务时有效,在面对不可微分、弱监督学习、开放动态环境下的任务时效果较差,计算收敛性不好。

  二是作战主体难进化问题。就人工智能行为主义进路中的增强学习而言,其最主要的缺点是把人的行为过程看得过于简单,实验中往往只是测量简单的奖惩反馈过程,有些结论并不能迁移到实际战场情景中,所以往往外部效度不高。此外,行为主义刻意研究可以观察的行为,而将意识与行为对立起来,限制了战争中人工智能主体的进化。

  三是战术行为难解释问题。人工智能符号主义基于逻辑推理的智能模拟方法模拟人的智能行为,属于现代人工智能进路。它主张用逻辑方法来构建人工智能的统一理论体系,但却遇到了“常识”问题的障碍,以及不确知事物的知识表示和问题求解等难题,因此,如将其运用到未来战争实践中,将面临战术行为难解释等诸多问题。

  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见到各种“超级战士”的身影:《机械战警》中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完美结合、身上配备各式武器、能应付各种暴力活动的机械警察;《再造战士》中通过基因设计工程制造出来的拥有超绝战斗技巧和力量的超级战士;《阿凡达》中用人类的基因与当地纳美人基因相结合,由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而得以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等等。

  尽管如此,目前的人工智能还处在“幼年期”,它只能在规则确定、信息完备的封闭系统中有可能比人类做得更好,而在其赖以工作的可编程的特定问题和特定背景之外,必须依靠人类的敏锐洞察力、道德分辨力和随机应变力等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凭借人工神经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分析技术,人工智能虽具有强大的信息感知处理能力,但军事对抗系统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必然带来新的系统不确定性,系统复杂性与系统不确定性相生相克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人类认识人工智能应当遵循的原理,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现仍然难以彻底消除战场的“不确定性”迷雾。

  对此,美国空军有人机和无人机高级飞行员大卫·约翰撰写的《无人系统能否引发新军事变革》中写到:“单靠技术从来不会赢得战争。成吉思汗的马镫、荷南·科尔蒂斯的火枪以及美国的,都为其带来了决定性优势,但它们之所以能起到关键作用,只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战略……无人系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本质或性质。尝试使用无人系统代替人类智慧的决策者、战略家或操作员,对这样的结论将大失所望。”

  美国耶鲁大学生物伦理学跨学科中心的温德尔·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中说,人类孕育的科技决定着未来。科技既可以是人类温顺的仆人,也可以是人类危险的主人,既可以是人类贴心的朋友,也可以是人类凶狠的敌人。回顾科技发展史会发现,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关键是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否则,面对“反复无常”的大自然,手无寸铁的人类是何其脆弱的一个物种。

  人工智能技术对撬动军事变革的作用不容小觑,但与此同时,战争中的技术、伦理、道德等一系列风险与挑战也逐步显现。不少科幻电影已对人工智能的威胁展开讨论:《机械公敌》中原本以保护人类为使命的机器人出现集体失序,对人类展开了残暴攻击;《西部世界》中机器人的内部系统不断进化,最终反叛并伤害人类。

  由于目前AI技术的发展局限,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容易在执行程序复杂的情景中出现失序。比如2007年10月,美军第三机步师一部带着3台“利剑”机器人进攻一个反美武装盘踞的据点时,由于没有及时更换软件,其中一台“利剑”竟把枪口瞄准美军操作者,而且无论操作员如何发出“行动取消”的指令,失控的“利剑”就是停不下来,直至用火箭筒把它炸翻才化险为夷。

  可以预见,在人机协同作战方式中,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无疑增大了指挥系统失控的风险,这就如同把枪交给了机器人,当机器人不听从人类指挥时,枪口对准的对象将可能是战争中的任何一方。

  因此,应坚持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原则,保证人类对军事机器人的控制权,制定应对意外事件的应急机制,建立防范机器人失控的后台程序。此外,应当加强人工智能的技术预测与评估,在充分试验与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

  随着太空科技的快速发展,世界各航天强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拓着太空,太空空间和资源不断得以深度开发和利用。但与此同时,太空也正成为下一个军备竞赛的场所。能否阻止太空军事化,涉及到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并最终影响人类自己的前途命运。

  人类军事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不断拓展军事领域(作战空间)的历史。人类的足迹拓展到哪个物理空间,哪里就会成为作战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从陆战场、海战场、空中战场,到现在的太空、网络、电磁等新的作战空间,概莫能外。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倡导者格雷厄姆在《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中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太空是继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之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四地理空间。相比于陆海空等传统地理空间,太空可实施全球监视,对世界上的任何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地进行不间断通信;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对地球上的重要目标实施突然打击。

  太空也更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借助于太空信息系统,能更有效地实现对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的指挥控制。

  另外,太空空间不像其他地理空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对其领土上空宇宙空间的排他性主权。这样,一国就可以自由使用太空系统,在别国上空进行军事侦察。

  相比于陆海空等传统地理空间的军事化,太空军事化的开启更为迅速。冷战时期,太空军事化的参与者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了太空军事化进程,全球性太空军备竞赛悄然拉开了帷幕。

  2018年,美国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在太空威慑、反击并击败对手;美军《太空作战》联合条令抛出“太空联合作战区域”概念,强调太空主战场地位。2020年,美军发布《太空防御战略》宣称谋求全面太空优势;新组建的太空军发布首部《太空力量》报告,总体规划太空军建设和运用;《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太空认定为“作战领域”。

  2019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将太空列为关键战略军事领域;自卫队远景规划《“多域联合防卫力量”的实现及其未来》提出通过提升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为太空作战奠定前提条件。

  法国于2019年颁布太空防务战略,提出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保护卫星,包括使用纳米卫星和反卫星激光武器回击对手。

  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加强或组建太空部队。2017年6月,美国重建“国家太空委员会”。2019年3月,美国防部设立太空发展局;8月成立太空司令部;12月成立独立军种——太空军。其中太空军负责组织、训练和装备太空作战人员,太空司令部负责制定和执行太空作战计划。2020年,日本隶属于航空自卫队的首支太空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队”成立。日本计划最快于2021年将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019年,法国成立太空司令部,隶属空军,统一指挥目前分隶陆海空三军的所有相关部队,空军最终将变身为空天军。2020年,英国空军参谋长称将改革第23中队,使之成为负责日常空间指挥和控制的太空中队,未来空军应改称“皇家空天军”。印度于2019年宣布组建国防太空署,统一调度和指挥分散于政府和军队系统内的太空部门和资产。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抢占太空军事化的制高点,一些国家正在加大研发天基武器的力度。如美军十分重视开发多样化进攻性太空火力:一是软杀伤,利用激光、电磁、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干扰压制或欺骗迷惑对手的信息获取、传输、指挥控制。二是硬摧毁,利用空天飞机、高超音速飞行器、导弹等,直接击毁卫星。三是在轨搞小动作,利用“在轨服务”太空机器人抓捕卫星,或将小型寄生星、遥控炸弹安装到卫星上。

  其他国家中,日本已建立完整的侦察卫星体系,正考虑发射能干扰他国军事卫星的反卫星武器,其研制的“隼鸟”-2探测器,具备抓取卫星的能力。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承认印度正在开发反卫星武器,并于2019年成功进行了反卫星实验。法国制订了太空防御计划,以提升太空感知能力,建立主动防御能力。2020年,韩国首颗军用通信卫星由美国代为发射升空,并拟于2021~2023年发射5颗军事侦察卫星。

  在太空军事化进程加快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持续破坏已有国际军控裁军体系的情况下,人类远离太空军事化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尽可能延缓和限制太空军事化进程。

  自太空纪元开启之始,国际社会就试图制定规则,防止太空武器化。已经签订的涉及太空军控的重要国际条约,包括禁止太空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禁止在太空、月球及其他天体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太空条约》(1967),禁止对月球以及其他天体军事化的《月球协定》(1979)。

  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太空军控机制。中俄提出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武器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欧盟倡导“太空行为准则”;联大成立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政府专家组。但由于美国以定义难、核查难等为借口百般阻挠,国际上关于禁止太空武器化的讨论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太空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国缺乏互信。积极开展国际太空合作,是增进互信的有效手段。冷战期间,美苏就在太空领域开展合作,并于1975年实现了太空握手。为方便太空救援,美国还采用了苏联设计的太空对接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冷战对抗强度。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航天俱乐部,国际社会可优先在太空救援和太空科学探索等问题上尝试开展合作。通过由易到难的合作增进互信,降低对抗和冲突风险。

  推动太空商业开发是延缓太空军事化的重要途径。如果各航天强国在太空都有大量的商业资产存在,那么他们在部署天基杀伤性武器和发起太空军事冲突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因为,一旦在太空爆发军事冲突,将产生大量太空垃圾。这些垃圾将没有区分地干扰一切太空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延缓和限制太空军事化。

  烈度空前的纳卡冲突,正成为外界透视未来战争的一扇窗口。其中,“混合战争”成为一大关键词,也是纵览全局的一大视角。当然不止纳卡冲突,近年来在诸多局部冲突或战事的见证下,“混合战争”的面目日渐清晰。

  在以往的战争中,军队一直是行为主体力量。随着“混合战争”的出现,作战主体力量已由军队扩大到国家或政治集团,这导致战争层面的策划、组织、实施相比过去有了新的改变,如果不适应这种变化,将在“混合战争”中处于被动位置。

  2014年7月14日,在以色列南部与加沙的边境,一门以军155毫米M109系列自行榴弹炮向加沙地带开火

  “混合战争”理论出自于美国海军中将詹姆斯·马蒂斯和军事学者弗兰克·霍夫曼。2005年,他们在美国《海军杂志》上撰文,提出“混合战争”的理论。2007年,霍夫曼撰写的《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对“混合战争”进行了系统探讨。

  这两位作者认为,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或“小规模的非正规战争”,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为融合的形态发展。“混合战争”的表现形态复杂、作战行动模糊,需要统筹国家战略资源和手段,采取综合措施才能有效应对。

  “混合战争”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美军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此后逐步为美国军方高层认同,以至成为美军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一。“混合战争”理论主要有四大主要观点。

  一是认为当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混合模糊的新变化。无论是一般的军事冲突,还是一定规模的局部战争,当今的战争形态普遍包含混合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交战对手将不再是只采用常规、非正规或等方式进行单打独斗,而是同时运用多种作战形式与军事强国进行综合性的对抗。

  二是作战对手出现混合多元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源自安全威胁和战争形态的混合化。当今一些国家的作战对手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较为普遍,也就是说,作战对手不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再是由军队单一实施的传统军事对抗,而是更多具有自身战略文化、地理等特点的国家、政治集团所组成的作战力量,虽多为群体力量,但也有个体作战力量,比如实施的“独狼”。

  三是作战手段出现混合多样的新变化。在当今发生的“混合战争”中,军队实施的军事手段,与国家或政治集团实施的其他手段混为一体,既有常规的军事作战手段,也有非常规的其他手段,在这些手段的运用上,作战主体更加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削弱对方的优势,努力达到非对称的作战效果。

  四是作战力量建设发生混合多能的新变化。在传统的局部战争中,一些军事强国均十分重视正规化、现代化、常规化作战,为此,不断加强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以及陆战队等正规力量建设。面对新式混合战争以及非军队作战力量,必须在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作战力量基础上,加强非军事力量、多元化作战力量的建设,投入足够的建设保障资金。

  面对“混合战争”,各国军事专家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混合战争”的出现并非西方军事专家的独创性发明,过去,早就有人提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等军事理论,“混合战争”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另一种意见认为,至少二三十年以来,人们对于现代战争领域不断扩大一直在密切关注,除军事作战外,还有政治战、外交战、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金融战,甚至更多的资源战、能源战、生态战、生物战、基因战等,凡此种种。

  现代的一些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为什么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混合战争”的特征?从根本上讲源于国家安全威胁的混合性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和技术扩散是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化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及文化交流和融合,加深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分化和不平衡,相互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加剧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矛盾冲突。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全球普及,推动社会信息化不断提高,为冲突各方实施不对称作战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一些国际性的危机中,有关冲突方无不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作用,甚至通过开发计算机游戏软件,进行激烈的信息对抗和舆论战。

  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极端组织,也越来越重视利用网络招募支持者,煽动同情者或者恐吓对手。在现代战争中,力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选择“混合战争”,继而使其成为战胜力量优势一方的重要途径。

  面对“混合战争”的新特点,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动用和组织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予以综合应对。为达到胜利目的,国家既要重视传统战略资源和手段的运用,又要重视信息、网络等非传统手段的运用。军事行动既要重视实战,又要重视必需的战略威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事,也不仅仅限于军事战场。

  事实证明,至今参与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足有数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其中包括特定族群利益的武装力量、代表教派政治势力的武装组织,而他们当中既有相对温和的宗教组织,也有代表极端恐怖宗教势力的武装组织。这些国家或政治组织的背后,又有来自军事强国的支持或联系,这种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混合性、复杂性,在以前爆发的现代战争中十分罕见。

  美国安全专家道格拉斯·奥利万特分析说,“缅甸、泰国、巴基斯坦或车臣可能成为‘混合战争’的摇篮”。不过,几乎没有人进行过任何努力来尝试了解,“混合战争”的出现将如何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对外政策。

  有西方学者说,机器人和网络攻击对于左右未来战争的走向将发挥关键作用。随着这两项技术变得更为廉价和易于使用,不难想象当这些武器落入背后有国家支持的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会发生什么。随着购买或改进“玩具”无人机成本的降低,像利用廉价无人机携带生物武器这样梦魇般的状况可能会更加接近于现实。

  这一切并非天方夜谭。南亚地区就遭遇过混合战威胁,甚至是在西方军事理论家创造出这一术语之前。在他们看来,泰米尔猛虎组织在许多方面成为了混合战威胁的早期范例:他们拥有陆、海、空军,具有国家一样的军事能力;设法利用犯罪行为帮助维持其叛乱运动;甚至拥有一个遍布世界的完善的宣传网络。斯里兰卡政府用了几十年时间把自己的作战方式也改变为混合战,才最终击败了这个分离主义组织。这一事实提醒人们:这样的事情在未来可能会重新出现。

  从全球来看,中国可以说是地缘安全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海洋与6个国家相连,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突出特点是问题复杂、挑战多元,内外安全矛盾相互交织,陆海方向威胁同时存在,历史与现实矛盾叠加在一起。

  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等重要领域里,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潜在危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面对新形势,要实现国家总体安全,消除潜在安全威胁,就要适应现代战争的新变化,研究和借鉴“混合战争”的新特点,不满足于传统战争的经验,从国家层面完善应对“混合战争”的体制和机制,尤其要研究和加强国家层面的主体作战力量,为打赢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混合战争”做好准备。

  战争,这一古老而现实的话题,时至今日依旧是人类的悬顶之剑。不得不面对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非但没有终结战争,地区和局部战争反而愈加频繁,特别是科技的进步促使未来战争界限日益模糊、战争形态更加多样、战争样式更趋融合,诱发战争的因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5年6月19日,纪念滑铁卢战役200周年的活动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场旧址举行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早期的战争多数是由领地领土争端引起的。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成为战争的另一大诱因。再往后,伴随人类经济活动不断拓展,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成为战争新的诱因。超级大国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博弈较量往往引发代理人战争。

  例如,古希腊城邦战争就是各城邦围绕地盘展开的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成的欧洲大规模混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的爆发,则是源于列强对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掠夺和殖民扩张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世界性大战的再次爆发。但随即到来的美苏集团争霸以及战后独立国家对稳定领土和独立主权的追求,并没有让战争销声匿迹,反而加剧了地区性冲突,有些甚至走向了规模较大的战争。

  例如,阿富汗战争等的原因是美苏争霸背景下霸权大国的战略扩张;数次中东战争、巴以冲突的原因是宗教矛盾和地区秩序争夺;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由于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参与。

  综合而言,国家之间战争的爆发多数原因是领土领海争端、民族宗教冲突、资源利益争夺等,而国家内部战争则多起因于政权争夺、民族问题或宗教冲突等。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近几次战争不难发现,战争有其特有的规律,战争的爆发无论涉及到两方还是多方,都与人类社会阶段、时代发展背景、国际局势变动等紧密相关。

  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战争的爆发,更多是大国博弈背景下地缘政治较量引发的冲突。这其中,三个“爆发点”最值得关注: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各种纷争,包括一战、二战、冷战等遗留问题;二是民族宗教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引发的对抗;三是大国传统势力范围博弈引发的边界冲突,多表现为小国战争或内战。

  一方面,战争爆发的原因更为多样,另一方面幕后大国势力的操纵和干涉更为明显,有些与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利益紧密相关的战争,大国则直接参与其中。

  伊拉克战争作为海湾战争的延续,其表面上看是由于伊拉克对该地区霸权的争夺,实则迅速演变为美国霸权对地区问题的干涉,以塑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乌克兰危机表面上看是西方“颜色革命”引发的乌内部动乱,但乌政权更迭和局势动荡直接危及俄罗斯安全,危机也因此演变为俄乌旷日持久的冲突;同乌克兰危机类似,叙利亚战争也是西方“颜色革命”引发叙内战以寻求政权更迭,但叙作为俄罗斯唯一拥有海外驻军的战略支点,俄予以强力支持,并直接参战,叙内战最终演变为数派多方战争。

  再比如近期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的纳卡地区冲突,双方因宗教和领土问题兵戎相见,但作为中亚的战略走廊,该地区直接牵扯俄罗斯、土耳其等地区性大国,地缘政治因素恐怕是战争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前世界总体和平,但局部并不太平,地区热点问题频现、国际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军火贸易如火如荼、高科技武器系统层出不穷、网络空间和太空争夺日趋白热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不断上升。就战争可能爆发地域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地理空间概念被大大削弱,但国家利益的外延、远程打击武器的应用使得战略空间更受重视,导致了地缘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

  从全球看,未来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风险点,依旧是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主要是东欧、中东、中亚和亚太地区。

  欧洲地区风险主要是欧洲大陆国家一体化进程与均势分化之间的矛盾,表现在美国介入下的北约与俄罗斯,围绕战略空间在东欧地区的挤压与反挤压;中东地区风险主要是传统宗教文化冲突,以及美国战略收缩后权力真空带来的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风险可以外溢扩大至中亚地区;亚太地区风险主要是源于地区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复杂历史沿革,多处固有热点问题和脆弱的安全机制,特别是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导致亚太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从冷战中走来,世界本应吸取冷战教训避免走向集团对抗,但美国等少数国家却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不遗余力推行冷战思维,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划分敌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影响广泛,他曾指出人类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文明冲突论经常被霸权主义国家政客奉为圭臬,实际上这种以“文明”划片来解释当下的冲突、预测未来的冲突,只能起到扩大冲突范围、制造更多冲突的作用,折射出的是其背后的冷战思维和种族主义。可惜,它已成为个别大国制造世界不稳定的一个思想根源,甚至是借口。

  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不是消除不同文明,而是消除饥饿贫困、发展不均乃至战争。如果一味以意识形态划阵营、视他国制度文化为“异类”,固守冷战思维,那么战争似乎变得无法避免。

  科技在近现代战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科技本身并不会诱发战争,但科技可以让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也可以让战争行动以更加隐蔽和多样的形式呈现,也更加剧了战争的速度和烈度。

  观察新近的几场战争,各类高性能无人装备和智能武器大量投入实战,与传统作战方式相比,往往产生了较强的作战效果。毫无疑问,科技正在促进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演变。只有在科技上掌握“先手棋”,战场上才能拿到主动权。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无人作战装备的运用虽然夺人眼球,但它需要可靠的侦察体系、指挥体系和网电体系作支撑,因此也只有真正在信息领域具备自主能力的国家,才会真正拥有实施无人作战的能力。

  战争引信一旦激发,无疑将会为下一场战争埋下仇恨的种子。要避免触发战争,就必须慎战止战,通过各方协作努力,为战争引信加上“保险”,直至彻底拆除引信,实现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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